钦州滋味最早是从童谣里尝到的。那时才四五岁，知道钦州和我家所在的北海相邻。还知道“冯子材，镇南关”“刘永福，守台湾”。当然，从祖母的吟唱里，我还知道“钦州湾，大江平，几多船，走又停”，知道了钦州的“鸽子粥”和“猪脚粉”……许多歌谣已经被抛在童年时代了，只有一件事记得清晰——未满8岁时，被祖母牵着，跟在父亲身后，坐一辆大鼻子汽车往南宁去，准备换乘火车去北京。路过一道缓缓流动的大江，被告知这就是钦州了。那时还没有跨江大桥，我们是站在大鼻子汽车的两侧，坐着轮渡过江的。那时候似乎也忘记了纠缠吃钦州的鸽子粥和猪脚粉。直到过了一个甲子之后，和钦州作家沈祖连一道，坐在钦州街头的大排档里，品鸽子粥，吃猪脚粉，才想起60多年前，听祖母的歌谣里唱过的。忽想，若是在七八岁时真的吃了钦州的鸽子粥和猪脚粉，能吃出年届古稀时的滋味吗？当年是被牵着手赶路的懵懂，而如今是坐定品咂的从容。同是钦州的一种粥，熬上一个甲子再来品味，真真用得上那句成语：岂可同日而言之哉。
何况，我对钦州所知，早不止于粥和粉了。
比如坭兴陶。最早和我讲起坭兴陶的人，是北海的坭兴陶收藏家许维基。初听还听成“宜兴陶”了，便问“是不是宜兴？那不是在江苏么？”后来才知道，此陶与彼陶相距数千里之遥，窑口就在和北海相邻的钦州。
坭兴陶的话题，由参观位于北海中山东路上的大清邮政所旧址而起。我参观时发现展览图片上展示一对精美的陶瓶。讲解人说，这是当年大清邮政所的“同寅”赠给“局长山拿”的结婚礼物。“山拿”系当时主政邮局的西人名字的音译。这对花瓶在北海乃至中国邮政史上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。令我吃惊的是，如此精美的陶瓶，竟是在离北海不远的钦州定制，更令我吃惊的是，此物原件，居然就藏在我的表叔许维基处。
许维基其实和我年龄相仿，由乡亲与世谊而论辈分，我得叫他“表叔”。维基是北海有名的收藏家，尤以坭兴陶收藏著名。我敬畏他倒不是因为辈分，而是他作为一个收藏家的学问和敏锐。就拿这一对坭兴陶花瓶来说，据说是他在香港某位藏家手中发现，一是发现了它在中国邮政史上的价值，二是惊艳它出自清末民初钦州坭兴陶制作名家潘彩香的手笔，便出高价购回。听大清邮政所旧址的讲解员道出山拿瓶的来历，岂能不兴致勃勃地求见“表叔”，一睹为快？
许维基先生家客厅的四壁，皆以玻璃橱柜环绕。橱柜里琳琅展示的，果然都是坭兴陶。坭兴陶质地细密，圆润拙朴，莹莹如泛金石之光，沉沉似藏汉唐之韵。维基自述，四十几年前在广州一位亲戚家中得见坭兴陶花瓶，一见倾心，自此每遇佳品，总是汲汲以求，不曾懈怠，至今已收藏坭兴陶百年之珍品千余件。维基先生的珍藏里，有蕴含着重大历史信息的器物，如与近代邮政史相关、与同盟会有关、与抵制日货救亡图存有关的纪念花樽，也有展示坭兴陶工艺特色、艺术魅力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作品。
维基先生为人儒雅，出言谨慎。作为藏家，他一件一件讲述藏品的来龙去脉，分享自己把玩之后的鉴赏心得，语气从容，我却感受得到其中的自豪。又一日，应我请求，他驾车拉我到钦州，看窑口，走作坊，拜大师，访精品，更是兴致勃勃。当然，隔行如隔山，走马观花跟了许维基两天，也不过听了些耳食之言罢了。然，据此一知半解，却到处逢人说“坭兴”，有听者惊讶我何以对坭兴一见倾心，笑答道，你不知我其后又自驾车私访钦州多次，流连于各陶器门店间。尽管仍旧是门外汉，其实对坭兴陶应算是痴心不改呢。
江苏宜兴、广西坭兴、云南建水和重庆荣昌所产陶器，曾在上世纪50年代被国家级机构命名为“四大名陶”。其中宜兴紫砂，尤以工艺精湛、流派纷呈、大师辈出以及丰厚的人文传承名世。而坭兴、建水和荣昌，虽因地处偏远而未能成为宜兴那样的“富贵土”，却也各擅其长独辟天地。如坭兴陶，它利用坭兴陶土的细腻绵密坚而不脆的特质，把刻、镂、雕、填等工艺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而钦江两岸陶土经特定的配比和窑炼，又经打磨和研洗，呈现出陶土窑变的陶褐与陶彩，焕发出凝重内敛的光华，深藏着不事雕琢的绚烂，成为坭兴陶的审美特质。我想，早在1915年参加首届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时，坭兴陶就是以这种含蓄古拙之美而征服世界，荣获博览会金奖的吧。当然，同列为“四大名陶”的云南建水窑和重庆荣昌窑，也绝不是浪得虚名。2019年5月，第二届“四大名陶大会”在钦州举行，我从展会上领略了建水陶荣昌陶之美。费孝通先生关于人类文化多样化的理念，即所谓“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天下大同”的十六字箴言，同样赢得“四大名陶”的认同。我记得在学术研讨会上，忝为嘉宾的我，因为是外行，面对纷纭的专家讨论，固有千头万绪之惶恐，更多的，则是美不胜收的欢欣。主持人邀我登台发表感想，我抒发的正是这被感动的心声。其实就近现代坭兴陶的发展而言，我们既可看到悠久的制陶历史所形成的独特与薪传，也可以看到随着视野的开阔和文明的融合，坭兴陶如何获得了创新的动力以及生生不息的魅力。遥想清朝咸丰年间，钦州曾以精美陶器的制作令世人惊艳，称之“钦县陶产，远迈宜兴”，姑且不论这豪迈是历史真实还是励志豪言，坭兴陶并没有因此停下学习的脚步，甚至还能看出不少坭兴作品对宜兴紫砂壶器型的借鉴与模仿。然而植根于民间的地域文化，又有着毋庸置疑的消化力。穿越百年的坭兴陶器，已经以其大雅近拙的陶质、古朴内敛的陶彩、挥洒大方的陶刻，自立于中国陶器之林。
我认可“各美其美”，向往“美美与共”。譬如“四大名陶”，我甚至对宜兴的紫砂心存敬畏。建水、荣昌也令我眼前一亮。但不知为什么，对钦州，对坭兴陶，却有种神韵相通的偏爱。
或许法国文艺史家丹纳的观点不无道理，种族、环境、时代孕育了一个地域文化的精神气候，由此而产生不同的艺术产品。坭兴陶器里蕴藏的凝重与丰沛、沉稳与刚毅、低调与执著，正是这一地区的精神气候所养成。比如我天天都要使用的那一把坭兴石瓢，显然得于宜兴曼生石瓢创意，“不肥而坚是以永年”，应是这一器型“文化自信”的宣言。而到了坭兴，独有的陶土材质和磨洗工艺，独有的窑变和陶刻，使之熠熠泛墨玉之色，铮铮传金石之声。隐隐中我读出了钦州人——北部湾畔的乡亲们那种不彰不显浅烛幽光的品性，不闻不达功到自成的坚韧。出人意料却又在我意料之中的是，我所接触过的几位坭陶大师，无不和我心中的坭陶品性相同构。素朴如邻居大哥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人帡，那天他听闻我到钦州出席“四大名陶”展览会，约我展会门口一晤。只见他上身穿着对襟的短袖衫，下身穿着肥大的短裤，有如一位来自秧田的老农。我暗觑那一双略显粗拙的大手，惊叹我曾膜拜的“高鼓花樽”就是出自这双手。我并不怀疑这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，我知道他有过学院派的艺术训练，更知道他经历过民间精神气候的洗礼，甚至知道他为坭兴陶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而经历的坎坷。我只是惊讶他比我想象得更平常平易，就和坭兴陶制品一样，平易中饱含着神气和劲道。其实我此前遇见的好几位制陶名家，不管他们是以造型见长还是以刻陶名世，抑或兼通多门；也不管他们是执着古意还是志在出新，抑或融古启新不偏不废，却似乎都有着世所常见的钦州人品性。比如另一位陶艺大师曾日荣，曾以茶具《时来运转》蜚声海外。我有幸藏有其书写小楷《道德经》一幅；另一位刻陶名家龙拔标，我有幸收有其刻陶坭壶一套，壶身刻草书王维《山中》绝句，方寸之地，笔走龙蛇，轻重缓急，逸兴遄飞。曾有书界名家来访，见悬于厅上的《道德经》，又见刻于壶上的《山中》五绝，啧啧而赞。称曾日荣所书工稳劲健，读得出功夫与神气。而龙拔标的书法与刻陶，相得益彰。足见钦州地处僻远，却藏龙卧虎，不缺大气象大手笔。便又想起来丹纳的“精神气象”，心说，大气象大手笔倒不一定各个气吞山河，更在于一种生命的境界。